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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进考举人，岳父胡屠户是不看好的，说他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。

可耐不住座师周学政一句“火候到了，即在此科一定发达”的话，范进又一次到城里参加了乡试。这一考，令原本贫困潦倒的家雪上加霜。截至放榜前，他家已无颗米下锅，老母亲早已饿得两眼发昏，只能让范进把家中唯一下蛋的鸡拿去卖了，换点米充饥。

谁知，范进刚走，一道捷报便传入范宅，上面写着：“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。京报连登黄甲！”范母目不识丁，但看到外面敲锣打鼓、来人阵仗极大，只好让邻居到集市上把儿子找回来。而范进直到踏入自家房门那一刻，都死活不愿相信自己中举的事实。

他拿起捷报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又念了一遍，突然，双手一拍，笑了一声，说：“噫！好了！我中了！”说完，往后一倒，牙关紧咬，不省人事。范母慌了，赶紧给他灌了几口开水。范进爬起来，又拍着双手，放声笑道：“噫！好！我中了！”然后不由分说，就往门外跑。走出大门没多远，掉进了泥潭子里，弄得披头散发，满身脏兮兮的。

众人见新晋的举人老爷疯了，一时间也束手无策。直到胡屠户赶来范宅贺喜，看到女婿发疯的样子，忍着恐惧上前重重地呼了一巴掌，范进这才回转过神来，接受了命运赐予他的福祉。

为什么范进中举后突然疯了？这得从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上去寻找根源。

范进中举的故事，出自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回“周学道校士拔真才，胡屠户行凶闹捷报”。每当读到这段啼笑皆非的情节，不少人都认为，范进得了失心疯，执念太重，抗压能力太差。在考举人以前，他好歹接受过秀才童生试的洗礼，也知道科举考试大抵会如何，只要稍为克制，断不会中举后在人前疯疯癫癫。

事实上，这真不能怪范进。明清时期，一名普通的读书人无论如何“克己复礼”，只有考中乡试，成为举人，才算正式踏进仕途，跨越了阶层，成为与过去不同的人。

乡试所获之功名——举人，并非是那个时代的新产物。明代以前，“举人”之名已见诸各类记载中，如“汉取士尚无考试方法，皆令郡国首相荐举，故谓之举人”。唐宋时期在科举考试中设有“进士科”，凡应此科目并获得有司推荐的人，也通称“举人”或“举进士”。不过，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言：“唐宋举人谓之举进士，并无另设举人之科。前明则乡试中式者为举人，会试中式者为进士，遂与进士分甲、乙科，而举人并可入仕，是以举人另成一名目也。”至明清时期，举人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专有名词，代指那些通过了乡试，但还未通过会试、殿试的科举士子。

与秀才享受相应的免徭役政策类似，作为生员功名的更上一级，举人享有更令人艳羡的优免特权。在明朝，只要考中举人，就有了做官的机会。即使最终没有落得实职，得解举人也拥有与地方主官平起平坐的待遇。他们不仅可针对地方民生及州县政策提出个人意见，必要时还可利用个人影响力向州县行政施压。而在经济上，举人只要下决心赴会试、殿试，开在京城里的各省会馆便会为他们提供最强的经济保障，以助其金榜题名。

哪怕举人无意再考进士或者会试落榜，其身份也与普通民众和秀才拉开了距离。明制，平民不许存养奴婢。举人不是平民，并不受此条约束。所以，像范进那样家贫如洗的士子，若考中举人，不但意味着即刻免除身上所有的徭役枷锁，更意味着在可豢养奴婢的环境下，可以利用缓慢积累出来的财富，摇身成为乡里有名有望的地主老爷。

然而，在经历了童生试后，秀才们要想进一步跃升社会阶层变成举人，却绝非易事。

明朝承宋、元旧制，乡试一般每三年举行一次，每次连考三场，并在当年开科取士。中式者，第一名曰解元，第二名至第十名称亚元。到了清朝，为提高举人的录取率，朝廷又在三年一度的乡试中偶尔特恩加科，扩大举人群体。但就应试士子而言，乡试该有的四大流程——入闱、应试、誊录和录取，无论考试次数怎么变，它们都将是每一位晋升为举人阶层的士子们所必须经历的步骤。

入闱，简单理解就是参考的秀才在考试前接受的资格审查及临场搜检，其步骤与童生试时基本无二。只是在搜检环节上，考虑到参加乡试者皆是秀才中的佼佼者，因此明初乡试搜检多比照会试例，即“止就身搜检，举巾看视，不必屏脱衣服，剥露体肤”，给了乡试考生最后的体面。可是，乡试毕竟决定着全天下秀才的出路。鉴于明初考场检阅的松弛，部分考生生出舞弊之心，既然官方搜检无需除去衣帽，那便在衣帽上做足手脚，穿戴各式各样的“科技产品”入场作弊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乡试考生有辱斯文，考官又怎会给他们体面？于是，自明朝中期以后，为防止考题泄露及科场舞弊，凡参加乡试者均需解巾脱衣、赤身露足、散发披头进入考场，否则视为抵抗乡试纪律，即行罚出场外。经过这一轮严格搜检后，合格的秀才们方能进入考场。

考生尽数入场后，乡试提调、监考等人会立即锁院，规定“封钥内外门户，不许私自出入，如送试卷或供给物料，提调、监试官眼同开门，点检送入，即便封钥”。总之，考前环节严苛如斯，应试环节自然更不能有所马虎。

明清时期，乡试考生一般需要经历三场考试，一场考经义，二场考试论，三场考经史时务策等。与童生试类似，在乡试阶段，考生们也必须遵守必要的考试规则。如考生答题需以八股文形式呈现，文中不允许有错别字及涂涂改改的地方，更不允许直言不讳冒用皇帝圣名、庙号等等。

除此之外，为防止有人使诈，自明代中后期起，从吏部听选官中挑选品行优良者誊录考生墨卷，成了乡试考试定律。之后，在确保誊卷与原卷无误后，吏部听选官才会将考生的试卷递交给上一级的主考及副考们，评出当年的举人人选。

乡试考场规矩的严格的确有助于防范考生作弊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，但制度中的人反而成了制度的唯一缺口。朝廷所派的考官说到底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人，由此而涉及权力滥用及腐败问题，屡禁不止。因此，乡试中如何与考官建立良好的关系，成了考生不得不注意的、十分重要的“潜规则”。

明末文学评论家艾南英就曾是一位颇想讨好考官的士子。

艾南英出身官宦世家，师从戏剧大师汤显祖，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诗书教育。长大后，他又入国子监为诸生，全力备战科举。乡试期间，他曾七入闱场，每次考试时，都先仔细琢磨考官出题的用意，再迎合考官的品味，用不同的文体进行答题，可即便如此揣摩考官心思，依然屡试屡败。在他所撰的《自叙》中，记叙了早年颇为辛酸的乡试经历：“予七试七挫，改弦易辙，智尽能索。始则为秦汉子、史之文，而闱中目之为野；改而从震泽、毗陵成弘先正之体，而闱中又目之为老；近则虽以公、谷、孝经、韩、欧、苏、曾大家之句，而房司亦不知其为何语。”

直到天启四年（1624），42岁的艾南英才在第七次乡闱考场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一位拥有举人功名的士子。

然而，悲剧来得更快。当时，权倾朝野的大太监、“九千岁”魏忠贤恃明熹宗信任，把持朝政、结党营私，而艾南英所在的那届江西乡试主考官丁乾学与郝士膏二人，向来与魏氏不睦。他们立场坚定，借典试之机，故意在乡试试卷上留下讥讽魏忠贤的策论题目，以察考生的忠君爱国之心。艾南英本就是一位自带风骨的文人，加之这次乡试考官想要看到的也正是考生的正气凛然，所以，他的答题非常顺利，但也因此重重开罪了魏忠贤。后者向朝廷施压，丁乾学、郝士膏二人的主考身份即被夺去，而在答题上过分讨好考官的艾南英，成绩作废，并被罚停考三科（大约三年为一科），自此中断了科场考试之路。

在乡试这条路上，并不是所有考生都像艾南英一样想通过文体来迎合考官。有些考生想一步到位，故不惜花重金贿赂主考。

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八月，江南乡试放榜。没多久，江南贡院大门就被人贴上了一副对联：“左丘明两眼无珠，赵子龙一身是胆。”原来，有眼尖的士子发现，在公布的中式举人榜上，举子大多出自扬州盐商家庭，多是目不识丁之辈。而往年江南考试重镇苏州，该年仅有13人中举，士子们自然觉得其中暗含猫腻。于是，有人给主考左必蕃、副主考赵晋送上了这副对联，还将苏州府学内的孔子塑像替换成财神菩萨，以此讥讽当局唯“财”是举。

苏州士子的暴动，引起了朝廷的高度关注。经过调查，该科乡试确实存在扬州盐商子弟集体贿赂乡试主、副考的现象。其中，贿赂金额最多的，是一个名叫吴泌的中式举人。

吴泌是扬州大盐商吴荣赞之子，家里不差钱。为了考中举人，其父吴荣赞特赠其8000两银子用于购买举人功名。拿着钱，吴泌当即找来了前安徽巡抚叶九思的门生员炳和余继祖，请他们帮忙运作。但这两人做枪手考试还行，买“毕业证”还真没门路。于是，他们将吴家要买举人的讯息透露给了本案的关键人物李奇。此人是叶九思的家人，同时也是当时安徽布政使马逸姿的书办。

依照清廷惯例，一省布政使通常担任乡试提调，负责维护考场纪律和后勤事务。所以，李奇还真的能帮上忙。在他的运作下，当科考场很快给出了约定信息：“其实有。”

拿着准信，李奇又找吴泌要银子，对方十分爽快地给了六坛银子，外加15锭金子，一起算作是3000两银子。有了银子打底，李奇给出承诺，“荐得极高，若中在二十名外，银子全不要”。

另一边，吴泌担心自己文笔太烂，开考前又花5000两银子请了一个叫权相的人代考。如此一来，买举人的钱花得多了点，但好处是连考场都不用进了，就可以稳赚一个功名。

如果没有事后苏州士子的揭发，或许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一场隐秘的贿赂运作。可见，在乡试之中，主考、副主考对于一场考试的决定因素有多大。

虽然自明朝以来，“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非翰林不入内阁”已成官场铁律，但作为官员队伍里的“预备役”，举人也并非长时间不如进士。明初，由于前朝长期不事科举，导致人才断层，举人曾一度备受天下瞩目。那时，一批心怀理想的士子脱颖而出，通过多年的仕进经验及行政积累享誉政界。

这其中，举人事功最显赫者，当属明初湖广举人、永乐朝户部尚书夏原吉。

夏原吉早年因家贫，曾在乡间私塾做过几年教谕，取束脩养家糊口。后来，天下局势趋稳，他才投身科举，入场考试。当时，明朝的科举制度尚不完善，夏原吉通过童生试后，即因精通《诗经》讲义被当地官员以举人的身份推荐入国子监深造，并在之后参加明朝的首场会试。可惜，这场会试他发挥得不好，落第未中。

此后，夏原吉一直保持着举人功名，未有突破。但，这并不妨碍他在洪武、建文、永乐、洪熙、宣德等五朝历任要职，引领明朝经济及供给结构改革。史载，“永乐以来，虽建内阁，选儒臣预参机务，而军国大计属户部尚书夏原吉裁决居多”。可见，在明朝前期，以夏原吉为首的一批举人对国家政治、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有多么深远。

事实上，有明一代，举人任官的出路并没有想象中狭窄。即使到了明朝中后期，举人依旧有大把机会跻身中层官员群体。譬如，广东籍（今属海南）举人海瑞。

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），海瑞参加乡试，写了一篇《治黎策》分析海南黎患不绝的状况。在该篇策论中，他首次提出开通“十字路”的主张，获得主考的认可。这一年，36岁的他，考中了广东乡试举人。之后，海瑞也像当年的夏原吉一样入朝参加会试，并再次呈交《治黎策》，重申自己治理黎族民乱的决心。然而，不知是忙于剿倭还是忙于政斗，朝廷未再有大员对此良策给予肯定意见，致使海瑞屡试会试而不利。

无奈的海瑞只能以举人的身份，被分配到福建南平县充当教谕，开启了宦海沉浮的仕途生涯。

海瑞为官时，严嵩一党尚在朝中主政，地方上也时常出现“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，而户无分厘之税，贫者户无一粒之收，虚出百十亩税差”等不平事。为官一方的海瑞，坚持明断疑难案件、教化辖下百姓，冒死进谏。及至严嵩倒台，吏部有意革除官场弊政，海瑞也因其清奇的官风得到了朝廷的宣传。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他于短短十数年间，便得到数次职位提升，从福建南平教谕一路晋升到正四品的右佥都御史，外放应天巡抚，成为明朝中后期的封疆大吏。

海瑞之后，崇祯年间官至兵部尚书的陈新甲也是明朝少见的举人大员。只不过，他生不逢时，成为兵部尚书时已是明朝末年。在明清对抗的松锦大战中，陈新甲又因指挥失误遭致大败，被崇祯皇帝处死。自此，亡国在即，举人阶层也彻底绝迹于大明中枢。

及至清初，举人依旧拥有仕进为地方大员的机会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随着明朝中期以来对科举考试的资源投入，各年参加乡试的举人大幅增长，官场职位呈现“僧多粥少”的趋势，举人也日渐贬值，越来越不值钱了。不过，这是进入官场的情况，如果举人们不执着于进入官场，依然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。

首先，作为民间士绅一级的代表，自中举起，举人的衣食住行就会与过去呈现两种不同的状态。在明代，只要士子考中举人，报喜之人在宣读完捷报后，左邻右舍便会自发将新晋举人家拆毁，并奉上银子、粮食，请工匠将举人家修葺一新，谓之“改换门庭”，意味着中举之人不再是平民百姓。

随后，成为举人的士子在穿着上会展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风貌。叶梦珠的《阅世编》对拥有各级功名的士子服饰做过详细的记载：“其举人、贡监、生员则俱服黑镶蓝袍，其后举贡服黑花缎袍，监生服黑邓绢袍，皆不镶，惟生员照旧式。然进士殿试后犹服镶蓝袍，入谢毕始易冠带，则知花素缎袍乃后人假借，未必皆命服矣。闻举人前辈俱带圆帽如笠而小，亦以乌纱添里为之，予所见举人与贡监、生员同带儒巾，儒巾与纱帽俱以黑绉纱为表，漆藤丝或麻布为里，质坚而轻，取其端重也。”

出行方面，举人也可以倚仗当前身份讲些“排场”。《阅世编》记载，明朝万历年间，松江（今上海）贡生何良俊出行，曾偶遇举人招摇过市：“一日偶出去，见一举人轿边随从约有二十余人，皆穿新青布衣，甚是显赫。余惟带村仆三四人，岂敢与之争道，只得避在路旁以俟其过。”何良俊的贡生功名离举人也就一步之遥，但排场已有天渊之别。他见到举人大队从身边路过，仅有噤声避让。

与讲究排场的轻浮相比，更多的举人还是踏踏实实地在地方文化发展上作出了贡献。

据记载，明清时期徽州籍的举人统共有3481名。除了考中进士入朝为官的一小部分外，大部分举人或出任教职，或另寻出路。可无论身份变化几何，这些举人基本都没有忘记一个读书人报效国家、乡里的理想。随着举人层级的贬值，出任地方教职成为明清许多举人的明确出路，于是，在出任教职的徽州举人群体中，曾有人在辖地内“前后授徒数百”“造就诸生过千”，愣是将一个士风不振的地方，变成了远近闻名的“科举工厂”。这在科举至上的时代，对地方发展确实功德无量。

科举时代，举人并非终极功名。因此，举人们还需继续不懈努力，历经会试、殿试，最终成为进士，才能摘取科举制度皇冠上的明珠。一般而言，通过乡试选拔后，新科举人可在第二年开春赴京城参加会试。

会试的参与者来自全国。对于出身边陲或是贫瘠县府的举子而言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，又或是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，就足以阻断其仕进奋战之路。为此，自明代起，从地方到朝廷，各方均有针对性地为入京赶考的举子们解决食宿问题。

明成祖迁都北京后，永乐十九年（1421），京城中出现了第一家地方性会馆——北京芜湖会馆，为在京各界人士提供歇脚服务及政治、文化娱乐。此后，会馆这种带有“同乡会”性质的机构在京城遍地开花。考虑到进京人士中有较大一部分为赶赴会试的举子，截至清末，在京八成以上会馆均对会试考生提供免费的后勤保障。比较知名的有北京徽州会馆、北京江西会馆、北京广东会馆、北京湖南会馆等。

随着科举考试的全面大兴，为应试举子提供优良的备考环境，是在京会馆首要考量的日常业务。明末清初的安徽歙县会馆，要求“初授京官与未带眷属或暂居者，每月计房一间输银三钱，以充馆费，科场数月前，务即迁移，不得久居”。之后，效仿歙县会馆，在京的其他会馆相继出台了多项间接惠及举子的备考政策，如“非乡会试之年，谒选官及来京陛见者，均听于会馆作寓，每间月出银一钱，按季送司年处”。

而相较于会馆对同乡举子的优惠扶持，朝廷对天下举人的帮扶则更加不计成本。清初，朝廷规定，举人会试，由布政司给予盘费，安徽二十两，江西、湖北皆十七两，福建十五两，湖南十四两，广西十二两，浙江、河南皆十两，山西七两，陕西六两，甘肃、江苏皆五两，直隶、四川皆四两，山东一两，广东二十两，惟琼州府增十两，每名三十两。

顺治年间，朝廷又规定，云贵二省举子，虽只颁发路费银三两，但由兵部颁给火牌（驰驿凭证）及马一匹，通过驿站换马赴京，自可免去车马费用。只要云贵举子中进士，回程时亦给“火牌”，相当于包了这名举子的来回路费。

可即便官方把来回行程及路费全包了，也不见得举人就能在赶考路上一帆风顺。

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，癸酉科举人、晋宁州（今云南昆明市晋宁区）金砂村的李承祜、李承祐兄弟俩乘坐“公车”赴京会试。途中，李承祐不幸染上风寒，还未及参加会试，便病故于当地会馆，导致其兄李承祜原先参加会试的计划被彻底打乱。此后，李承祜再战科举，却始终名落孙山，以举人之名告别考场。比他更惨的，还有道光年间的昆明举人尹尚廉。此人曾以诗书闻名乡间，却在进京赶考会试时，偶遇邪风吹翻行船落水，溺毙于京城之外，无缘会试。

不光有倒霉人，也有好运气的人。

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，徐州举人李蟠进京参加会试。李蟠身材魁梧，近似武人，食量很大。他赶赴北京时，并没有像他的同窗、同乡们那样接受会馆的起居安排，而是怀揣了36枚馒头应考。

李蟠不是那种才思敏捷的选手，在会试场打响终止铃声时，他的策文才刚刚动笔。他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馒头，一边啃一边作答，死乞白赖地阻止考官收卷。或许是被他诚意答卷的行为所感动，该场考官竟让其延时答题到第二天的四更时分。此时，李蟠的馒头啃完了，卷子也写好了。

毫无疑问，以李蟠的行为，放在任何一场考试面前，都可被判作拒不交卷，考试成绩无效。但，他就是这么走运。

会试结束后，李蟠已经被判定落第，但他的试卷居然阴差阳错地被递到了康熙面前。康熙看完李蟠的答卷，竟被他的文笔所折服，而不去追究其会考延时交卷的罪过。最终，经过一番商议，李蟠后来居上，获得殿试资格，并在殿试中挤掉了众考官都看好的“江南三布衣”之一的姜宸英，成为当年的状元。

事后，姜宸英半带恼恨半带欣赏地作了首“打油诗”调侃李蟠：

望重彭城郡，名高进士科。

仪容好绛勃，刀笔似萧何。

木下还生子，虫边还着番。

一般难学处，三十六饽饽。

“饽饽状元”之名，由此不胫而走。

所以，举人赴考，哪怕万事俱备，你也永远不知道惊喜和意外哪一个会先到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