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《史记》中的记载，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王朝，而商朝和周朝则构成了儒家思想中深深铭刻的“三代”。在这些王朝之前，曾经存在一个传说中的“虞朝”。然而，这个虞朝的存在并没有明确的史实支持，史书上对此寥寥无几，究竟是否存在，仍然无法考证。虽然如此，先秦的文献却清楚地提到，在夏朝之前，还有一个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王朝，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对此却未作任何提及。这个遗失的王朝，至今成了中国历史中的一大谜团。
从中国历史的长河来看，几乎每个王朝在初立之时，都曾经历过“立国危机”，这时的考验往往决定了王朝的命运。如果能够挺过这个危机，王朝便可延续数百年；如果危机无法克服，则意味着短命。例如秦朝和汉朝、隋朝和唐朝等，都经历了类似的局面。而作为中国第一个王朝，夏朝自然也面临着这样的一次危机。
大禹治水，凭借着巨大的功绩赢得了百姓的爱戴，这为夏启的篡位创造了条件。根据当时的禅让制度，大禹去世后，原本应该由伯益继位，但夏启却篡夺了这个位置，从而打破了“公天下”的格局，开始了“家天下”的统治。史记上对夏启篡位的描写显得非常温情脉脉，提到“益之佐禹日浅，天下未洽，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”，然而实际上，伯益一直是大禹的得力助手，他的辅佐对大禹的治水事业至关重要。因此，这段话显然是儒家对于夏启篡位的美化，背后隐藏的真正原因显然更加复杂。
展开剩余70%夏朝建立之初，面临着显著的两大危机：一是通过篡位打破了禅让制度，这种做法无疑会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，最具代表性的是有扈氏部落，最终夏启不得不采取征讨措施，爆发了著名的“甘之战”；二是伯益作为东夷人，代表了东夷部落的利益，夏启夺取伯益的位子，必然会激起东夷部落的强烈反应。而除了这两个外部危机外，夏朝的继位制度也相当不完善，易引发内部权力斗争。根据《国语》中的记载，在夏启时期便发生过“武观之乱”，这种内部冲突进一步动摇了夏朝的政权基础。
夏启去世后，太康继位，表面上看夏朝似乎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阶段，但实际上暗流涌动，内有诸子争位，外有不满的势力蠢蠢欲动。在这样的复杂局势下，太康外出狩猎时遭遇了政变，东夷的有穷氏首领后羿趁机发动政变，成功控制了朝政，史称“太康失国”或“后羿代夏”。现代考古研究发现，河南新密新砦遗址比二里头遗址更为古老，且有着明显的东夷文化特征，这使得后羿代夏的历史事件得到了部分考古学的支持。
然而，司马迁的记载显得颇为耐人寻味。尽管提到“帝太康失国”，但却没有详细描述造成政权更替的原因以及之后的具体后果。接下来，司马迁仅仅简略记载了“太康崩，弟中康立”，似乎夏朝的传承一直没有断裂。这种处理方式让人不禁产生疑问，若“太康失国”了，为什么夏朝的继承依然如此顺利？这其中的原因，值得深思。
后羿在代夏之后，沉湎酒色，导致了权力旁落，最终，东夷人寒浞趁机发动政变，将后羿暗杀，自立为王，开启了新的王朝。寒浞上台后，开始追杀夏后氏的残余势力，中康的后人“相”被杀，而夏后相的妻子则逃入母家，生下了少康。数十年后，少康凭借一支复国军队，成功打败寒浞，重新恢复了夏朝，史称“少康中兴”。这样一来，实际上夏朝经历了一段中断期，几乎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被寒浞和后羿所统治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夏朝是唯一一个经历了近五十年王朝中断后能够成功复辟的朝代，这一过程相当曲折和特殊，堪称历史上的奇迹。虽然历史上有类似的复辟现象，但只有夏朝在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中断后能够重新崛起，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。
那么，为什么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避而不谈后羿和寒浞的篡位历史呢？事实上，司马迁对于历史的记载向来有着强烈的“正统观”。例如，在周朝的继承问题上，周懿王去世后，周孝王继位，尽管史书表明周孝王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，司马迁却只字未提周孝王的事迹，仅简略记录了他的继位和死亡。类似的情形发生在周幽王去世后，西周灭亡后，周平王继位，尽管历史上有“二王并立”的局面，司马迁也避而不谈周携王的继位问题。
通过这两个例子，我们可以推测，司马迁在记载夏朝历史时，有意隐去了后羿和寒浞的篡位史，因为他们的政权并不符合“正统”的标准，而夏朝的正统继承者是夏后氏的后代，如太康、中康、夏后相、少康等人。因此，司马迁故意忽略了这段历史，选择回避不谈，保持了对“正统”的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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